让励志成为严肃的话题
薛涌
□学者，美国
当年于丹讲《论语》走红，引起学术界的一阵愤激和失落。她的书我虽然一页也读不下去，但还是劝学界的朋友们：她的“成功”，在于把传统经典当励志来讲。如果有学养的人不出来励志，当然就把市场拱手相让给于丹们了。到美国街上看看就知道，教堂比超市要多。里面讲什么？大多是用《圣经》等传统经典来励志。这是芸芸众生的日常需要。经典之所以是经典，就在于能够回答不同时代芸芸众生内心的问题。励志作为社会的凝结剂，不可为学术所漠视。
也许是报应，我的近著《天才是训练出来的》被出版社和销售商归为“励志类”。这多少有些歪曲此书性质，但我并不在意。毕竟这是本探讨成功的书，而任何成功都离不开励志。我倒是希望能借此机会，把励志转化成一个严肃的话题。
励志书籍之大盛，恐怕还要归结为现代社会中平民阶层的崛起。在欧洲中世纪的意识形态中，社会是固态的、等级化的。贵族、僧侣、农民各安其位，虽然也有鞋匠的儿子当了教皇的特例，但大体而言阶层间缺乏上下流动，很少有宣扬个人成功的余地。中世纪后半期工商阶层渐渐得势，又有了宗教改革，再经过一系列的商业革命、价格革命、金融革命，最终到了工业革命。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个各安其位的世界了。人可以通过奋斗获得成功，并摆脱自己原来的阶层。韦伯的《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就是对这一时代的写照。只是中国读者所不够注意的是，这个时代也是励志书籍的兴旺期。这多少要归结于“上帝的选民”的概念。按说，新教(特别是马丁·路德)强调的是命定论：死后谁上天堂谁下地狱是上帝事先定好的，不能靠人间的努力来改变。但是，此说给信徒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。被上帝选进天堂的人，总是有美德吧。这种美德在人间也总能看出些蛛丝马迹来吧。于是，当人们心惊胆战地在自己身上观察死后是否能上天堂的迹象时，不自觉地用行为创造着自己想要的证据：那些克勤克俭、对社会有承担并获得巨大的世俗成功的人，往往被认为是“天降大任于斯人也”。想进天堂的不免要把自己的人格往这种“选民”的模子里填。天主教则一向主张在人间的善行能够改变死后的命运，并在回应新教挑战中，从集体宗教变成了个人宗教，即把重点从群体的驯顺转移到个人的拯救。
这些个人主义的宗教精神，都成为励志文化的基础。既然成功是个人品德之彰显，励志就在于激励人们培养这些品德。社会学家R
einhardBendix指出，当时新兴工商阶层和贵族争夺话语统治权，特别强调自己是靠品德和自助而获得领导地位，给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益，不像无德无才的贵族那样一切都靠继承。同时，他们又把贫困归结于品德之欠缺，要穷人安分守己。到了美国的“镀金时代”，社会达尔文主义大盛。这种个人奋斗的励志文化并没有改变，只是“科学”转化了“选民”的含义：过去的“选民”是上帝的选择，如今则是
